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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云见日现光明--读宋中清《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全文)
    [ 作者:文晶 清影    转贴自:医疗纠纷律师网    点击数:9308    更新时间:2011/4/6    文章录入:医疗律师

     

        在“医疗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稿《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全文八千多字,让人感受到足够的力量。

        读宋中清律师的文章,常常感觉到措辞讲究,惜墨如金,论足问题便嘎然而止;有时又觉得气势磅礴。就拿3月27日在“医疗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稿《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来说,全文八千多字,让人感受到足够的力量。同时,又让人明显看到文中多个节点并没有展开论述,点到即止,给人留下广阔的发挥空间。这里面肯定暗藏着一种境界。
    宋中清律师在“医疗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学术研讨会上
    宋中清律师在学术研讨会上

        一、标题不温不火,点入“力量”二字即可见其功力

        这篇演讲的标题叫做“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初看上去不温不火。但是,在短短十分钟的发言时间里,宋中清律师还要花篇幅去刻意表明对与会各方人士的尊敬和对这次研讨会的重视,可见会议讨论的必定是举足轻重的、容易引起争议和挑起情绪的现阶段突出话题。文中4次提到“领导”、“卫生部的领导”,因为这篇演讲要寻找的力量的代表就在会场。有了这样的背景和考虑,标题不过火,表态够诚恳,足以见出学者风范。

        既要点亮人的眼睛,又要安稳人的情绪。这正是宋中清律师《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开篇的考虑。

        文中18次使用了“力量”这个词。如果给标题的最后加上“力量”二字,就可以看出,这篇演讲就是从解决医疗纠纷力量的角度切入问题的。因为患方受医疗损害,想走被某种力量控制的医学会秘密鉴定的“法律途径”却非常难以走通,他们从人力、财力、心力各个方面看上去,都像“霜打的茄子”没了力量;医方被加以趋利医疗的质疑后,被患方缓过劲来、“理性”过来寻找到私力的“闹”过,也没了力量。医患虽然是双方当事人,但是在解决医疗纠纷上都不是真正的力量。

        多年来关于第三方力量的呼吁和实践,并没有让人看到足够的解决医疗纠纷的力量。医患关系反而越来越对立,越来越恶化。已经发展到影响社会安定和破坏法律秩序的程度。“闹”和“赔”的关系已经演化成颇具力度的灾难般的潮流。这时,寻找解决医疗纠纷的力量已经成了全国、全社会、全民族的呼唤。

        能不能找到或者找回解决医疗纠纷的真正力量,正是检验这篇演讲的功力之关键。

        那么,有没有躲避起来的原本被法律设计用来解决医疗纠纷的力量,又去阻断了人们依法解决问题的道路呢?这正是这篇《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要解决的主题。标题使用的是“找回”,而不是“寻找”。与文中的“隐遁”等措辞形成了呼应。

        文中说:“把国家力量应当和可以追责的部分舍弃掉,让受害人凭借个体弱小的力量去追究医疗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次要部分(民事法律责任),以此隐遁国家职责,这正是过去若干年我国在查处医疗损害责任方面的普遍做法。国家不主动追其责,是导致医疗违法行为失去法律控制的重要原因。对医疗违法行为失去法律控制的认识,至少在受害人亲属的看法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们宁愿相信私力救济,也不再相信法律渠道的公力救济。”

        二、医患之间有何等感触

        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就是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的第一方力量,因为文中断定:“与交通事故‘有事故必有违章’一样,医疗损害也是‘有侵害必有违规’。这个违规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要承担责任,就是违法。”这个一方力量就是医药卫生行政机关。

        《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文中还交代: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后卫生行政机关感叹‘终于不当被告了’。”文章没有提到,在宋中清律师发言之前,卫生部的领导评论李本(Benjamin L. Liebman)教授的演讲时,再一次抱怨《侵权责任法》既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怎样做,又没有使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从复杂的医疗纠纷中脱身。

        了解了这些背景和细节,就完全可以理解《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针对的正是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隐遁的做法,要反对的正是这种最不该“脱责”的脱责行为。文章讲述的三个案例,表明了患方展开的把医药卫生行政机关推到行政诉讼被告席的依法维权新策略。直到文章的结尾,宋中清律师还再一次点明:“国家的新医改方案规划的方向和《侵权责任法》建立的医疗违法行为追责制度都对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提出了新要求。”

        医疗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不仅有法官的困惑,而且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风险管理科马新耀先生也到会,并在自由讨论中发言抱怨国家应当及早解决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鉴定的“并轨”问题,该问题得不到解决,已经严重困扰着医疗风险和医疗质量的管理。

        宋中清律师的演讲《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在批驳医药卫生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查处医药违法行为第一方力量,采用“在行政法规中舍弃查明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的机制和职责”和“把医疗争议的概念偷换成民事医患争议概念,从而舍弃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追究,全部推向民事赔偿,全部推给法院民庭”的方式隐遁后,指出第一方力量隐遁的危害:“医生和医院不怕赔钱,而是一怕丢饭碗,二怕蹲监狱。追究医疗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可能让医生丢饭碗;追究医疗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可能让医生蹲监狱。而只追究医疗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则仅仅可能让医生和医院赔钱,赔了钱之后,医生和医院继续行医可以变本加厉地继续捞钱。在这方面,我们患方代理律师和医方代理人(医疗机构管理者)往往有共识。”

        这里的“医方代理人(医疗机构管理者)”的代表就是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风险管理科马新耀先生。马新耀先生和宋中清律师在法庭上曾经分别代理医患双方。在庭下交谈中,两位代理人均认为医药卫生行政机关的隐遁退场是医疗损害失去法律控制的根本原因。文中的共识就是来自于马新耀先生和宋中清律师的共识。医案旁听专题-医疗纠纷律师网-著名医疗事故律师

        这是医患双方的感触,是基本的民声。

        宋中清律师的演讲《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还发出感叹:“是受害人亲属对法律正义的信心、对逝去亲人的强烈感情最终使这支队伍重新浮出水面,是人们对法律正义的追求推动了法律的正确和有力实施”。

        这篇演讲虽是学术讨论演讲,要表达足够的法理和哲理智慧,但是这里面的认识来自于宋中清律师十年来专项代理患方维权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文中用语),饱含着对同为弱势的医患双方的真挚同情。虽是寥寥几笔,却已经写就了法的真谛、哲的气度、诗的意境和文的情怀。

        三、云雾感想:按下了葫芦,在哪里起了瓢

        古人云:“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凭着职业敏感,宋中清律师能够发觉,他身边的医护人员亲友,对专项代理受害患方来告医院的他,起初还是颇有看法的。何止如此,著名法学家早在2005年5月《人民法院报》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同主办的“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上,不仅公然抨击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而且公然指责律师挑唆患方去告曾在“非典”时期担当英雄角色的医生,色厉内荏地责难患方律师:有时间多做些公益诉讼也不要起诉医生。

        宋中清律师对深陷苦难的医疗损害受害人亲属怀有无尽的爱,对趋利医疗制度怀有无限的恨。在平日的言谈举止中,他会给我们这样的感受。正是因为真正读懂了受害患方的痛苦,真正看到了制度的症结,宋中清律师才得到了委托人的信任。

        在宋中清律师身边,总是有着正义而理性的医疗专家帮助受害患方维权。

        2009年4月,国家新医改方案出台;2009年12月,国家颁布《侵权责任法》。宋中清律师以诗人般的情怀分别写有《新医改实施 医疗事故鉴定乌云依然笼罩法律天空》和《迎接医疗侵权法律的晴空》的论文和短文。文中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秘密和无人负责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与司法对鉴定的起码要求无法相协调相适应、对国家没有及时废止和应当废止这个制度,做了论述和感慨。

        经过起草和听取审议《侵权责任法》,著名法学家的观点得到了人民意志的洗礼,幡然认识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是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的因素,应当废止。新的形势下,医患双方对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第一方力量隐遁是导致医疗损害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形成了共识。

        宋中清律师等患方律师们,与著名法学家及其曾经片面代表的医生们,经历了由不解、痛恨到理解和同仇(对国家体制和制度)的关系转变,正可谓“相逢一笑泯恩仇”。

        《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把法律已经设计的追究医疗刑事法律责任和医疗行政法律责任的医药卫生行政机关,认定为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而且是国家力量。这支力量多年以来就极力“脱责”,极力隐遁,极力通过行政法规和偷换医疗争议概念的方式在医疗鉴定制度上“按下了葫芦”。

        然而,正如《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的开篇所言:“近年来医疗纠纷数量急剧攀升,并且很容易引起极端恶性案件(暴力事件),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医患关系在“闹”医方面“起了瓢”。而且属于非废止医疗事故秘密鉴定制度不能“按下”的瓢。

        “闹”医现象持续下去,不仅是患方的无奈和医生的灾难,而且成为了中国独有,成为了国家的耻辱。

        实际上,“闹”医现象直接源自于医药卫生行政机关所强推的会员同行秘密鉴定制度赋予了肇事医生超越法律的特权,源自于这个特权造成对医疗违法行为无法通过法律渠道追责。

        《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指出:“第一方力量的隐遁,让医生豁免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免除了丢饭碗和蹲监狱之担心,让白衣天使有了超越法律的力量。这些被不当赋予超越法律的特权的人员范围,从享有资质的医务人员,甚至扩大到未取得单独行医资质的实习生。在法治社会,这绝不是神圣化医生的方法,而只能使原本神圣的医务人员妖魔化。”

        在医疗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李本(Benjamin L. Liebman)教授就说:“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建立的制度是意图给予被告(医疗机构)一些保护。然而,它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这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实证性的问题” 。

        这个制度及其造就的“闹”医的“理性”方式(研讨会上谢晖教授如此总结)的大量持续存在,不仅让法官无奈,让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汗颜(他们不能通过标榜的法律渠道维护受害国民),而且更应当让隐遁的第一方力量检讨。

        四、云雾感想:最对症的药在消遁

        多年来片面市场化的旧医改(宋中清律师在一篇论文中给三十年“医改”的定性),把医疗一步一步推上逐利化的道路。一些简单实用、最能体现医生劳动经验价值、能够有效避免“过度”侵害,又符合医学经验科学本质和规律的医疗手段,如使用听诊器、使用廉价的国产对症药等,逐渐从医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检查、大输液、“大”手术这些过度医疗手段。

        循着《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增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具体案由、保障落实《侵权责任法》立法成果的提示,笔者注意到,《侵权责任法》不仅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第五十五条),而且专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第六十三条)。

        可见,国家法律已经针对医疗损害“顽疾”下了基本告知形式和具体禁止行为的对症“猛药”。针对医疗损害出现后,法定追责渠道不畅通、“闹”医维权收效高的“顽疾”,《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给国家职能部门开出的,正是符合法律发展的既传统又廉价实用的“药方”。“国家对查处医疗违法行为早就有完整的法律程序”,这个“药方”是让既有的机制和队伍履行法定职责,主动追责。

        在《侵权责任法》制定的过程中以及该法颁布后,理论界对医疗损害责任基本概念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被执法部门铺就的、架空追究医疗损害行政责任执法职责,直达医疗损害责任末端(民事赔偿责任)的高架高速路“规定”住了方向。无论怎么论述,都把医疗损害责任局限在“再次”的部分(民事赔偿责任)。无论怎么“治理”都倾向于对医方和患方进行金钱利益的说劝与调整。在默认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可以隐遁的前提下,给法律渠道开出的基本是绕圈子的过度“药方”。这些对医疗损害责任“再次”和末端部分(民事赔偿责任)的研究,的确花费了大量功夫,去整合“第一方力量”置入的秘密合议鉴定制度和国家法律规定的鉴定人负责司法鉴定制度这两种根本无法整合的机制,去改造和改革由这两种鉴定制度造就的“双轨”制。而《侵权责任法》实施以来,人们发现,被“第一方力量”置入的秘密合议鉴定制度已经阻却,并且还在阻却法律去查处医疗违法责任的首先部分(刑事责任)和其次部分(行政责任)。

        理论界这些“药方”的过度性,体现在无论法官听取了怎样的理论分析与指导,他们都较少有能力去完成对医疗损害行为违法性(违法过错)的判断和认定,而较多地以“不懂医”、“不专家”的简单借口和阶梯让法律渠道直接按照医方会员的秘密意志下“判决”。不从传统法理、基本法理上解决医疗损害行为的违法性认定问题,这些“药方”十分易于被法律渠道这个机体所排斥,成了没有实际可操作性、与疏通法定渠道、治疗“闹”医顽疾无关的“药方”。

        宋中清律师在《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演讲中,先从律师办案实践的角度,总结和透露道:“对一些基本的法律问题,比如明显的病历篡改问题;明显的违反管理制度甚至违反法律的问题,法官应有的表态越来越不明朗,民事司法出现了基本判断力的减弱趋势。为了解决这些原本可以由法官独立解决的问题,同时又要避免使问题陷于暗箱操作而失去对程序公平正义的坚守,我们律师常常被委托人要求寻找替代措施”;后在法理分析中断定:“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是回归法律秩序、有序解决医疗纠纷、杜绝医患私力的唯一选择”。指出:“违法性的认定是专属职责:执法认定是国家主动认定;司法认定依赖于当事人的启动,是国家被动认定。”

        宋中清律师绕开了对警察、调解、仲裁机构这些“第三方”力量持续呼吁的过度“药方”,开出了找回长期隐遁的第一方力量(医药卫生执法机关)这个“药方”。

        只有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被找回,不再隐遁,《侵权责任法》所标志的医疗侵权相关法律发展成果才能够得到落实。理论界长期以来关于医疗损害民事责任方面的研究成果才会在具体的执法和司法程序中得到普及和应用。

        五、云雾感想:法院里的一百个谎言

        撒了一个谎言,意味着就要接着撒一百个谎言来掩盖这个谎言。这是中国的父母告诫其子女诚实做人时,常常讲的道理。

        《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讲述的三个典型案件均涉及国家机关的谎言。其中两个已结案例涉及司法为了掩盖医疗卫生行政执法机关力推的“鉴定”和赔偿制度谎言,而撒的“一百个谎言”。

        上海案件,法院在医院非常明显伪造篡改病历的情况下,依然力促患方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低赔偿标准接受医院的赔偿。谢跃萌夫妇当然不答应。最后,经过两年多的一审,法院做通了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医院赔偿给谢跃萌夫妇65万元。为了不至于其他的受害患方都这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标准索赔,法院应医院的要求,只制作了医院赔偿20万元的民事调解书。这与司法昭示公平正义的基本属性相背离。

        江西案件,市级医学会在病历记录医院已经使用致命药物的情况下,谎称没有证据证明使用了该药;在患方对基本事实有很大争议的情况下,紧急做出了医疗无过错的“鉴定”。这个假鉴定的离谱做出,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百个谎言”直接有关。

         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前两个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高调公布一则指导意见,要求:所有的医疗纠纷案件都要做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经过“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赔偿数额要低于最低等级医疗事故可获赔的数额。宋中清律师在江西高法宣布这则指导意见的当天,撰文《医疗审判中的指导与反指导》,揭露江西高法违反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中要求进行有鉴定人负责司法鉴定的原则,反方向指导江西省范围内的法院去做无鉴定人负责的“鉴定”。高级法院在鉴定种类的选择上,为掩盖医疗卫生行政执法机关力推的“鉴定”制度谎言,而撒了“一百个谎言”。医学会就更加敢于撒谎。

        《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所述的医疗民事司法出现法官基本判断力减弱的趋势,整体反映出,法院在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该类组织根本无权鉴定违法过错)来替代司法对医疗违法过错的认定,违背法院的证据规则撒“鉴定”的“一百个谎言”。

        《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不仅展示了患方维权的新型案例,而且揭穿了没有任何担当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谎言。让人看到隐遁在这种制度和体制谎言背后的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第一方力量。

        六、第一方是条阳光道

        宋中清律师给我们说过:乘过飞机的人都知道,不管地面以上怎么阴云密布,飞机穿越云霄升空后,都会迎到蓝天。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不管遇到法律和实务上怎样纷繁复杂的局面,心中都要有属于自己的蓝天。

        他在《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中为解决医疗纠纷开出的“第一方”正是这个蓝天下的一条阳光大道。

        在一篇文章中,宋中清律师把医药卫生行政执法队伍比作“医疗警察”。指出:“没有交警和交通法的交通秩序一定是混乱的。同样,没有‘医警’功能的医疗秩序也必然得不到保障。一方面,医疗违法行为得不到‘医警’的追究,行医者自身就失去了净化和循环的功能;另一方面,失去了国家行政公力资源的救济,受害方就会寻求私力救济。就会使医生像盗贼、医疗违法行为的受害方像暴徒。‘医警’不警,则医无可以为医”。

        《侵权责任法》与新《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等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法律规定,是阳光大道上的标线标识和隔离设施。而只有找回了医药卫生行政执法机关这个常态执法的第一方,新医改形势下的行医在这条宽阔高速的大道上才能有秩序的维护者,出了医疗争议才能得到及时的固定证据与疏通“道路”。

        宋中清律师在《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中,仅仅有一处把医疗损害与交通事故作了比较。然而,找回解决医疗纠纷第一方力量来常态执法的意义与交警对于交通秩序畅通的价值一样重要,这个基本思想深置于他的内心,贯穿于演讲的全部。

        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是,尽管敢于对受害人赔偿做出更有利规定的法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后,也曾遭到行业利益的抵制,该法实施数年来,我国的年交通事故致死人数,还是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从每年10万多人已经下降到每年6万多人。

        正如宋中清律师在那篇文章中所述:“既然过去三十年片面市场化的医改取向已经被公益化的新医改取向所替代,‘医警’(医药卫生行政执法者)为让受害患方不能轻易得到按照人身损害标准应获得的赔偿而片面‘保护’医院挣钱机制的不警‘使命’就已经不复存在”。

        2002年春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开始实施,包括鉴定人在鉴定书上署名、应当事人的申请与法院的通知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在内的具体规则适用于医疗损害民事司法程序。

        2004年春天,整合和提高了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实施。其中,采纳了宋中清律师关于增加赔偿项目和明确计算依据的两条意见。

        2009年春天,国家新医改方案出台,摒弃了片面市场化的三十年旧医改方向,规划了公益化、民生化的办医和行医新方向。

        今年,又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开始实施。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医疗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学术研讨会。会上开出解决医疗纠纷的“第一方”。展现了一条宽阔高速有序的阳光大道。

        为了医疗违法行为的受害者,以及辛苦守法的行医者每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一片法律蓝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法定的执法机关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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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员『医患天平』于2012/6/20 21:04:03发表评论:
  • 评分:5分
        苏州卫生局领导、苏州大学领导、苏州大学附属二院领导以及该院心血管科主任李晓强:
    (不管是领导还是李晓强本人,我希望你们本着道德、伦理、公正、公平的原则看完我这份资料)
    戴着享受国务院津贴、苏州金阊区人大常委副主任的光环两月藐杀两人的苏州大学附属二院的李晓强真的可以无法无天吗?
    铁的证据请输入:http://bbs.city.tianya.cn/tianyacity/content/72/1/639528.shtml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由生产企业(北京裕恒佳科技有限公司)、供货商(北京中润方欣科技有限公司)、专家李晓强以及提供手术平台的医院联合起来的一个欺诈、误导使用、违规采购假冒伪劣医疗器材死亡医疗事故案例!

    我是广西桂林人,我母亲赵桂秀于2012年2月22日在广西桂林南溪山医院接受外请专家李晓强做主动脉血管夹层支架植入手术,手术自上午11点40开始至晚上21点35分结束,最后以失败告终,手术失败后,在没有任何抢救措施下,我母亲于2012年2月27日凌晨5点左右死亡!针对我母亲的死亡事故,在事实面前,目前广西桂林南溪山医院已经口头全部承认所有的医疗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导致我母亲手术失败从而导致死亡事件,诚恳的向家属赔礼道歉,在取得家属谅解的情况下,并承担了所有的高额的赔偿责任,赔偿我们家属560000万元作为唯一的补救措施!针对我母亲手术过程,我指出以下几点重要的极度不负责任的医疗行为让你们深思!!!而针对李晓强本人我希望你不要采取逃避的态度,应该给我一个诚恳的答复,否则我会用我所能用的一切手段在社会舆论,道德伦理上追究你一辈子!

    一、 从手术态度的严谨性看,我母亲是22日11点40进入手术室,而你下飞机后12点20直接进入手术,从手术开始到最后结束,你没有会见病人以及家属任何人!也没有和南溪山医院医生进行手术评估和病情讨论,你只是通过传送资料网上会诊!你这种态度把人的生命当做什么???再有,你作为一个所谓的专家,你非常清楚任何手术有并发症和风险,而为什么在没有手术预案的情况下你还敢擅自手术呢?你是专家吗???
                                       
    二、 从病情确诊看,针对动脉夹层瘤手术,最后的确诊应该是手术前DSA造影检查下才能确诊,因此在“特殊病情告知书中”所谓的“完善检查、明确诊断、有手术指证、无明显禁忌症”纯属妄下结论,而且事实也证明这个诊断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在手术前的DSA造影检查时候发现动脉夹层破口位置在主动脉和左锁骨总动脉分支处(手术记录过程已经说明),而之前你们所作出的诊断是根据CT报告单破口位置在距离左锁骨总动脉5cm的地方,这样你们在对手术的论证、风险的评估、支架材料的选择等等就全部是错误的!而破口位置在主动脉和左锁骨总动脉分支处时候,这个手术应该进行重新论证和评估,把详细情况告诉家属,取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再进行手术!而李晓强和南溪山医院采取欺骗的手段在22日的医患沟通记录中只告知“破口大、假腔大、真腔小”等等,唯图不告知破口位置改变这一重要的事实,也未对手术重新评估,而是骗取我签字“同意封堵左锁骨总动脉”。作为专家,你很清楚破口位置在主动脉和左锁骨总动脉分支处时候,这个手术就变得复杂多了,而且风险也更加大了,你为何在没有重新对手术评估以及重新材料的选择,以及取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做手术呢?谁给了你这样的权利?


    三、 手术操作的违规:1、不管其他分支动脉是否完好,首先你没有告知家属,骗取家属签字同意封堵左锁骨动脉,这样非常容易形成上肢以及其他地方供血不足,导致后遗症!2、你所认为的左锁骨总动脉和左颈总动脉作为支架锚定区,这是存在极大的风险的,很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成为植物人,首先左锁骨总动脉和左颈总动脉之间的距离一般在1cm左右,这样的锚定区非常 容易导致支架下滑。。。其次,这样的手术支架位移是手术的风险存在之一,位移有前移和后移,后移危害小,前移的危害非常大,你在没有引流的情况下,把这里作为锚定区,万一支架前移完全封堵了左颈总动脉,怎么办???你明知这些风险如此之大,为何在没有任何评估情况下还要擅自去做这个手术???

    四、 手术时间超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符伟国以及其他医学文献表明,介入治疗手术最大的禁忌症就是手术时间过长,任何人都知道,一根超硬的导丝在一个本身有病变的血管里面来回穿梭很容易直接刺破血管或者形成新的破口,难道你李晓强不知道???还有手术你用了5种方式进行,在非紧急抢救情况下,在没有取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谁允许你进行后三种手术方式,从右腿股动脉切口进行手术,多次尝试等等,最后轻易的用球囊扩张支架很容易直接撑破血管。。。难道你不懂吗???为何要那样去做???


    五、 支架的质量问题:在手术记录单记载的你植入的支架规格是:36x180cm,而在南溪山医院植入性材料登记表中登记的支架没有一个是这样规格的支架,生产企业北京裕恒佳科技有限公司也不生产这样规格的支架(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上可以查询),那么36x180cm这个支架是从哪里来的???(药监部门在帮我查这个支架,我等待他们的查询结果法律文书,一旦有结果,我会尽我做能控告你以及供货商,追究你们共同的刑事责任);其次,你首次选择36x180cm规格的支架,说明锚区血管适合直径是36cm,那么纵使支架位移,你重新植入支架补救也应该是等于或大于36cm直径的短支架,而在植入性材料登记表中没有这样规格的支架。。。因此你补救植入支架的目的和意义何在???

    六、 手术失败后,你当晚逃离桂林,然后采取回避的态度,置之不理!你明知道经过你那么长时间折腾后,我母亲已经危在旦夕,为何不积极的和医院共同协商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

             以上事实,皆有所有病历记载为证,请问各部门以及医院领导及李晓强本人,你们做何感想???谁都有母亲,换位思考,如果是你们的母亲,你们怎么想???坦率说,我们家5姊妹,家庭和睦,人财两旺,而我母亲才60岁,李晓强,你给我们家庭带来多大的打击,你知道吗?我父亲已经70岁,至今时时流泪,母亲走了,他没有伴,一辈子由母亲照顾衣食住行。。。突然遭此恶劫,至今有些呆滞!实话说,如果当初我们知道你如此不负责任和草率导致我母亲死亡,当晚你离不开桂林的!!!我四兄弟的老四绝对不会放过你!!当然现在我已经拿你没有办法了,但是,如果你是人,你一辈子会遭到良心谴责,我母亲的鬼魂也不会放过你。。。如果你不是人。。。我无语!医院赔偿的钱,我们家至今一分不动,如果你收到此文后,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用赔偿的钱或者我们姊妹再凑够100万,一旦药监部门的结论出来,我会采取正当的维权手段以及舆论的力量让你身败名裂!!!

         故人赵桂秀儿蒋旭阳;电话;15977381410

               2012年6月3日

            

    苏州市政府、纪委、卫生局领导、药监局、物价局、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领导:

    投诉内容: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血管外科李晓强“小病大治” 、涉嫌使用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以及违规操作再出人命

    关键词:
    健健康康一个大活人,医院上上下下手续都是父亲去办,事先没有任何不适症状,就这么给附属第二医院血管外科李晓强医生诊断为主动脉血管瘤,推荐开刀给开没了(术前才被告知不是主动脉血管瘤,是主动脉血管溃疡,而溃疡是有保守疗法的却从未向患者及家属说明)。

    患者信息:
    姓名:张华、男、77岁、身份证号:360203193604183510 
    病案号:355933
    医疗机构: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血管外科
    主治医师: 李晓强大夫
    手术日期: 5月3日 中午开始
    死亡日期: 5月4日晨
      
    就诊病症:在附二院门诊及住院前期被李晓强大夫诊断为胸主动脉弓动脉瘤(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查的数据是:升主动脉、主动脉弓和降主动脉直径分别为31mm,33mm,24mm),说胸主动脉血管瘤如同一个定时炸弹,最好及早手术,手术是个小手术,他们做过80多岁的患者也没有出问题。抱着尽早解决的美好愿望,父亲于4月26日入院等待手术,并于5月3日正式手术。手术前一天(5月2日)要家属签风险告知书时突然被告知胸主动脉透壁性溃疡并决定继续手术(前期诊断一直为胸主动脉弓动脉瘤,有多张附属第二医院CT检查结果为证)。
    • 手术过程:
    父亲十二点进入手术室,十四点麻醉完。十五点,一位叫桑宏飞的医生从手术室出来召见亲属说:手术情况不容乐观,左腿开了个洞,从股动脉把支架往上推不上去,术前检查未发现的血管垃圾挤堵引起推不上;(这里我觉得有很大问题,因为支架介入治疗手术之前一定是要全身麻醉,进行DSA造影检查,所谓造影检查一定是导管进入血管,待检查完后得到确诊然后才能确定植入支架的规格,因此检查时候就应该非常明确是否要跳过一段血管。。。)需要跳开一段血管,在肚子上开个洞往上推支架,只字不提放弃手术的选择方案(其实现在想来最明智的行动应该立即取消手术,重新评估血管状况是否合适支架送入。此时的医务人员考虑的究竟是如何挽救如放弃就会报废的高昂支架?还是手下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亲属在缺乏相关医学知识的认识下被动跟着医生思路走,同意继续手术往上塞支架。十九点,父亲推出了手术室。桑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半小时后父亲醒来说:我要死了,过了一会儿又说很饿口干:接下来呕吐不停。二十二点许,父亲血压波动跳跃大(血压上呀一度升到220后一下摔到70,估计这一下已经完了),心率过快,失去意识。医生开始用电筒观察瞳孔,上呼吸机。从那以后为维持不断下降的血压挂多袋血浆也无尿液排出(估计是强制上支架导致脱落的血管内壁血栓,脱落物堵塞肾动脉导致肾衰竭),次日九时多,父亲心脏停跳。所谓成功手术给了一个极大地讽刺(支架安装成功?销售成功?)。最没法接受的是二十二点多再已知患者危险垂危时手术总指挥的李晓强主任根本不露面,次日6,7点露面在医生室和急诊室负责医生讨论方案时明知我们父亲已无救的情况下居然能笑得出来,全然没有作为医生的人命关天的责任意识。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早已司空见惯?亲属们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痛定思痛,反思手术过程提出了以下质疑请给与书面解释。
    第一:早期诊断胸主动脉的状况明明是主动脉扩张,为何对患者
    夸大宣称是胸主动脉弓动脉瘤(有附二院CT的临床诊断及李晓强书写的病例为证)?
    众所周主动脉瘤十分凶险,如不及时手术治疗随时可能破裂丧命,所有的医学资料(例:上海市医师协会资料)提供表明主动脉直径要超过正常径的1 . 5 倍即诊断为动脉瘤,即临床上升主动脉直径大于50 mm 、降主动脉直径大于40 mm才可称为动脉瘤,50mm以下极少破裂,我父亲的状况是升主动脉、主动脉弓和降主动脉直径分别为31mm、33mm、24mm,充其量只能称主动脉扩张,附二院血管外科这样对患者夸大病情的目的是什么?(支架介入植入手术没有DSA影响检查,是不可能确证的,也就是说升主动脉、主动脉弓、降主动脉直径分别为31mm、33mm、24mm)
     第二:对病症的可能进展情况告知不全,手术治疗无紧迫性,手术治疗获益率低为何不做说明?目的何在?
    我父亲的主动脉弓的33mm距离需手术指证的50 mm(最低标准)相去甚远(查询国内外相关资料,胸主动脉血管瘤≦50 mm,增长速率1.7mm/year左右,超过50mm, 增长速率7.9mm/year),也根本称不上动脉瘤。换句话说就算不手术,膨胀到需要手术的50 mm为止也需要10年时间,到时已是正常寿命的87岁高龄,并无紧迫性与必要性。考虑到人的自然寿命及生存预期,手术本身并不能使患者从中获得延长益处,却须承担诸多手术风险。这点为何不做说明?劝诱手术选择有很明显的趋利性,治疗方式告知不全,手术风险告知片面,有恶意诱导患方接受高价手术的嫌疑。
        (备注:事后查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2010年2月11号医学参考报—胸心血管外科频道报刊报道的“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后脑血管意外”中提到,主动脉弓部(我父亲的发病部位)手术后的脑血管意外发生率是降主动脉的1倍,高达11%,而降主动脉的腔内修复术的总住院死亡率高达9.2%,弓部相对风险还更大。还要考虑到父亲的年龄及其他并发症)

    第三:手术途中支架推进受阻时为何只强调继续推进,而不提可取消手术的选择?
    阅手术过程可以得知,手术刚开始支架在股动脉因血管内壁附着物推进受阻,说明事先的检查有不足之处,血管内部情况如此之差根本不适合支架放入手术,又如何能保障腹部以上动脉就能有好的血管能确保手术顺利进行?考虑到高龄血管内壁诸多附着物脱落可能导致中风等风险(如血栓,斑块)是否应该强行继续手术?李晓强医生应该知道这样的血管状况继续推进支架患者会有极大的生命危险(其人同年2月刚在桂林南溪山医院强行手术治死患者一名),强行手术可能造成血管破裂,逆行夹层,脱落的大量血栓及斑块完全可能堵塞多处分支动脉血管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为什么不选择及时终止手术?或者告知家人至少有这样的选择?为什么一定要把定做的支架装上去才安心?
    第四:术前检查草率,手术前一天(5月2日)突然说诊断结果不是胸主动脉瘤而是胸主动脉透壁性溃疡,溃疡有手术指证而我父亲并不达标(且无胸痛等症状),并且溃疡有保守治疗方案为何从不尽告知义务?
    父亲年初开始先后多次到附二院进行多次检查,在一系列的全面检查诊断中,只字未提及到患有胸主动脉透壁性溃疡。从门诊到入院,直至生命的最后,父亲都不知自己患有胸主动脉透壁性溃疡,一直以为患有胸主动脉瘤两三年就会长大到破裂。是二附院剥夺了父亲的患病知情权。对家属的病情告知直到手术前一天(5月2日) 突然转为胸主动脉透壁性溃疡,并且治疗方案不变(有多张附二院CT检查结果为证)。根本不给患者本人和家属调查手术合理性的时间,更有甚者,在第一次找家属谈话时,父亲在医生办公室外的走廊上试图听听情况。谈话医生却劝告家属没有必要向父亲讲患有胸主动脉透壁性溃疡的真实情况。质询了国内专家说溃疡做手术的紧迫性是不一样的,可先用药抗凝药物减量等方式行保守治疗,并定期CT观察是否稳定。
    第五: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手术使用支架未经家属确认签字, 支架收费无规格明细,我们家属如何知道使用的是否为国家准许合规产品?医院中标产品?而不是伪劣产品?
    支架是植入性材料,如果手术成功,植入体内患者是看不见, 按照国家规定使用前医院必须让家属在材料使用登记表上签字,但家属自始至终未见到该表格,而且收费单上也只写”国产支架”而对型号规格一律不提, 如此违规操作应追究当时科室及负责医生的刑事责任。

    ”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谁人没有父母,谁人没有血脉相连的骨肉亲人? 附二院血管外科的医生我相信如果病人是他们自己的亲人,绝对不会行至于此,或许早已劝止或放弃手术。只可怜我母亲和父亲感情极好,她已近80高龄,患高血压,糖尿病及甲减,经济及治疗上一直是靠我父亲, 父亲临走都没来的及交代母亲用药清单,现在是终日以泪洗面,血压极其不稳,不知道苏大附二院血管外科的医生如何忍心为几万元毁掉一个家庭两条人命?还是不是人? 到底有没有人性?
    在目前这种对患者“小病大治”磨刀霍霍的害群之马日益猖獗医风败坏、医患矛盾日益恶化的今天,我们真诚的希望苏大附二院承担起相应责任,严厉惩治相关医疗人员并给家属一个有信服力的说法 (该医生已在同年2月害死了的原因还未给予受害者家属解释却在继续行医),给社会一个交代 ;以避免更多无辜的家庭不至于毁于这帮医德败坏之徒之手, 重新把附二院心血管外科拉回到 “救死扶伤”的人民医院轨道上,真正把患者生命放在心上,把社会责任摆在首位。避免更多无辜的生命毁于”金钱至上,物质至上,漠视生命”的医者道德沦丧。


    首先我非常感谢版主!由此看来我更深信,天涯真的是老百姓维权的唯一平台了!尊敬的版主,如果你看了我的帖子,我相信你会非常愤怒!因此我恳请你帮我把帖子放在弹跳窗口,让更加多的人知道事实的真相,从而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坦率说:按照常理我已经获得了赔偿,我母亲已经走了,这是无法挽回的事实,那么为何我还要纠结这个事情呢?因为事实真相证明李晓强真的是泛滥行医,如果不制止或让更多的人知道,会制造更加多的无辜的悲剧!特别是当我接到5月3好死亡家属张先生的电话以后。。。我震惊了!不出我所料。。。李晓强真的还在制造悲剧!76岁的老人。。。颐养晚年,只是溃疡就给装个代价7万的支架。。。这是在追究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严重的过度医疗!而且在我母亲和张先生母亲死亡事故问题上,支架的合法性无法证明其实合格产品!李晓强---难道他有了国务院津贴和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光环就可以任意妄为吗?他至今在全国游走。。。我不知道他还正在至少多少悲剧???尊敬的版主。。。谢谢你的正义感!
    苏州大学附二院血管科的李晓强,在铁的事实面前至今对我置若罔闻!他是个游医。。。打着享受国务院津贴和区委员付主任的光环在行走全国各大医院。。。2月22日将我母亲治死后,5月3日又在本院治死一个人。。。我们作为信息闭塞的患者家属就知道这么短时间内治死两个人了。。。那么由此推算,他一年至少还要治死4个人,按照他行医最短时间15年计算,那么他还将治死60人!如果不及时制止他的行为。。。下一个将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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